成考论文：票据法修改若干问题探析

近年来，随着票据的广泛使用以及票据业务的创新，尤其是电子商业汇票和支票影像系统的出现并投入使用，票据纠纷日益显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趋势，现行《票据法》渐现其滞后性和不适应性。本文依据票据法理并结合司法事务对票据法修改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票据法的修改有所裨益。

一、加强对票据流通性的保护，对票据记载金额的规定进行修改

我国现行《票据法》第8条规定，票据金额以中文大写和数码同时记载，二者必须一致，二者不一致的，票据无效。该规定对于避免当事人之间产生纷争，便于金融机构在接受票据时易于处理上述纷争确有好处，但其违反了票据的流通性特性，与国际通行做法不符。票据是流通证券，流通是票据的基本特征。票据流通的快慢直接制约、影响着商品交易的效率和频率。基于票据法追求效率、促进流通、鼓励交易的基本精神，应尽量避免票据无效的情形，以使票据权利人获得最大限度的票据法的救济。因此，在前述情形下，国际通行做法是以不否定票据有效性为原则，尽量采取其他补救性的措施。两大法系国家的票据法以及国际公约的规定均遵循了这一原则。如属于英美法系的澳大利亚《1909年汇票法》第14节第2款规定，当汇票记载1个以上的应付金额时，由于其可能性，其中较小的或最小的金额应当被视为唯一的票据应付金额。属于大陆法系的法国《票据法》第113条规定，汇票金额须以文字大写和数字小写分别表明，如两者有差异，以文字表明的金额为准。如记载金额的文字或数字在汇票上出现数处而金额相异时，以金额最小者为准。《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6条规定：“当票据应付金额同时以文字或者数字表示，但两者之间存在差异时，由文字表示的金额为应付金额。如果汇票应付金额多次以文字或者多次以数字表示，而且存在差异时，则以较小的数额为应付金额。”《联合国国际汇票和国际本票公约》第8条规定，以文字表明的金额与以数码表明的金额不符时，票据应付金额即以文字金额为准。如果金额不止1次以文字表示，而其间有不符之处，应付金额即以较小金额为准。如果金额不止1次以数字表示，而其间不符之处，则适用同样规则。事实上，在我国《票据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也长期存在着以大写为准的通行惯例。中国人民银行在1987年作出的《关于认定和兑付大小写不一致凭证问题的复函》就明确了可以认定大小写不一致凭证的有效性。在1988年颁布的《上海市票据暂行规定》中，其第11条即明确规定：“票据金额应当以文字大写和阿拉伯数字同时记载。两数不符时，以文字大写为准。”在现行票据法征求意见稿的第7条也曾规定：“票据金额以中文大写数字和阿拉伯数字同时记载;二者不一致的，以中文大写数字金额为准”。综上，建议我国票据法在修改过程中，遵循国际通行惯例，为保证票据的流通性，对于票据记载内容，应允许文字和数码不一致或者记载不全的情形存在。具体建议如下。

(一)当票据应付金额同时以文字或者数字表示，但两者之间存在差异时，以文字记载的金额为准。

(二)中文或者数码记载虽一致，但中文或者数码有几次记载的，应以数额较少的为准。

二、明确界定重大过失，正确认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的责任

《票据法》第57条规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时，应当审查汇票背的连续，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者有重大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由上述规定可见，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在付款时若具有重大过失，对相关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在司法实务中，如何判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在付款审查时是否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是否具有重大过失是争议的焦点问题。我国现有的相关规定，由于制定机构的不同，内容也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17条规定，银行以善意且符合规定和正常操作程序审查，对伪造、变造的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的签章以及需要交验的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未发现异常而支付金额的，对出票人或付款人不再承担受委托付款的责任，对持票人或收款人不再承担付款的责任。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票据若干规定》)第69条则规定，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身份证件而错误付款，属于《票据法》第57条规定的“重大过失”，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伪造者、变造者依法追偿。持票人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显然，《支付结算办法》关于是否具有重大过失的认定标准为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在付款时是否根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和正常操作程序对票据进行审查。《票据若干规定》关于是否具有重大过失的认定标准则是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在付款时是否审查出伪造、变造事实。关于两者的法律适用问题，显然，由于《支付结算办法》的法律位阶仅为行政规章，而非法律[1]或者行政法规，因此，我们在认定相关票据行为的效力时仅作为参考而非直接适用的依据。而《票据若干规定》为司法解释，应为法院在司法适用中应予遵循的规范依据。但关于两者规定的科学性问题，现存争议。有观点认为，银行工作人员不是专业的鉴定人员，在将现代高科技成果应用于造假行为的情形下，银行工作人员很难识别票据和身份证件的真伪，因此，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只要按照规定的操作规程进行操作，虽未能识别真伪的，也不应承担责任。《支付结算办法》将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在付款时是否根据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和正常操作程序对票据进行审查作为认定重大过失的标准科学、合理。《票据若干规定》的规定对于银行的审查义务规定得过于严苛，建议予以修改。另有观点认为，《支付结算办法》是作为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银行的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因此，在利益保护上带有保护金融机构的倾向性。虽然对于善意的判断可以有通常标准，但制定操作程序的主体要么是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本身要么是其行政主管部门，故不可避免地偏重于对其利益的保护。而且，相关操作规程是否科学、合理需要依法进行判定，并不能当然认定只要符合相关规定即具有合法性。尽管将现代高科技成果应用于造假行为，给付款人识别票据和身份证件的真伪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如果因此认定付款人或者其代理人尽到了审查时的合理注意义务，无需承担民事责任，则“对持票人显失公平，而且不利于银行改进技术装备，加强责任感和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况且，我国公民的身份证将改变现有的形式，逐步被IC卡取代。届时，IC卡将给银行实施有效票据管理、提高付款银行辨伪能力等带来极大方便。”[2]我们认为，一般而言，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时的审查义务包括对背书连续与否的审查以及对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的审查。依据民法法理，“对于过错的判断，应当区分不同形式的过错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标准。过错的基本形式是故意和过失。……对过失的判断应当采取客观的标准，因为过失的外在表现主要是指行为人违反了行为标准，为了正确归责的需要，采用客观标准加以判断更加合理。”[3]客观过错说将过错判断的基础，“由个人人格之非难可能性，转为依社会秩序之客观需要而决定”。[4]“过失成否之判断，……系建立于‘客观标准(objective standard)’之上，其内容则为社会之一般人事及道德意思”。[5]关于判断过失的学说，有违反注意义务说、行为标准违反说、权利侵害说、效率说。《支付结算办法》规定的过失的认定标准主要采用了行为标准违反说，而《票据若干规定》的规定则主要采用了权利侵害说。应当明确的是，在明确该情形下重大过失的判定标准时，应注意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根据实质公平的原则，综合考量当事人之间交易能力的差异、责任分配的社会效率、行为人的职业特点、职业要求、行业发展等因素进行判定，既不能绝对认定只要按照符合规定和正常操作程序(尤其是在并无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只有内部规章和行业规则进行规范的情形下)进行了审查就认定无需承担民事责任，也不能绝对认为只要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未审查出伪造、变造事实就由其完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不考虑持票人自身的过错等因素的存在。

三、完善票据丧失救济制度，合法保护各方当事人权利

《票据法》第15条以及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票据若干规定》对票据丧失救济制度进行了规定。但关于3种票据丧失救济制度的适用范围以及各制度的衔接等问题仍需完善。

(一)需明确规定未完全记载《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19条规定内容的空白支票(收款人、票据金额等授权补记的票据事项中的一项或者两项空白)可否挂失问题

《票据若干规定》第25条只规定了空白支票丧失后，失票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但对于可否通知挂失止付并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实务中，对于如果金额及收款人空白的空白支票丢失、失票人申请挂失止付的情形应否受理，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19条和《支付结算办法》第49条规定，挂失止付通知书需记载金额和收款人，由于空白授权支票在补记之前，其未记载金额和收款人，故不符合《票据管理实施办法》这一行政法规的规定，不能挂失止付，只能采取公示催告的程序进行失票救济。另有观点认为，挂失止付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失票人权利被侵害。对于付款人而言，在其已收到挂失止付通知、能够从形式上确定持票人提示付款的票据存在权利争议的情形下，应对丧失票据予以挂失止付。尽管空白支票在未予补记完全之前，不具有完全票据的效力，但其丧失后也存在着被他人补记后被冒领或者转让给善意第三人的风险，因此，在付款人有合理理由能够判断申请人非冒名挂失、恶意挂失的情形下应予挂失止付。我们认为，对于该问题的解决，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1.挂失止付制度的性质、目的及价值取向。挂失止付制度为在失票人发现其失票、但又不及请求司法机关保护其权利的情形下使其权利免受紧迫损害的一种应急性临时措施，因此，其具有防止权利侵害的目的和功能。应当说，在票据法律关系中，失票人与票据付款人在法律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并不存在互相强加义务的问题。但客观而言，实务中使用的票据，大多是由银行充任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而银行大部分是国有银行，因此，有观点认为，在失票人和付款人之间的利益砝码上，相关规定倾向于付款人利益的保护，如《支付结算办法》关于可以挂失止付票据的范围限定等。正如前文所述，挂失止付是防范失票人权利被侵害的临时性措施，具有时间上的紧迫性，因此，在付款人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对申请支付的票据权利人可以形成合理怀疑的情形下，如果仅因空白支票合法授权补记事项未补记完全即绝对拒绝受理挂失止付通知，将会给他人冒领或者骗取票款以可乘之机，导致失票人的权利受损，引发关于付款人不予挂失止付有违诚信原则，其具有疏于协助过错的质疑。

2.空白票据的效力及可挂失性的分析。各国票据法均承认空白票据具有预定效力。尽管空白支票不具有完全票据的效力，原则上，其在授权补记事项补记完全之后具有流通性，但在实务中，基于其具有预定效力和经济上的合理性，在未予补记完全之前，其也存在着事实上的流通性。因此，空白支票丧失，存在着被他人补记后被冒领或者转让给善意第三人的风险，如果绝对不允许挂失止付将可能损害失票人利益。应当说，空白支票在补记前丧失的，虽然持票人对金额和收款人的补记具有不确定性，但由于票据种类、号码、出票日期等要素具有唯一性，且该空白支票金额、收款人的补记也只能为1次，故在这一意义上说，补记后的票据如果仅系金额、收款人与挂失止付通知书的内容不符，那么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也可以根据前述相同内容对持票人的身份产生合理怀疑。

3.《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19条规定的理由以及该规定的性质。权威观点认为，《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19条的制定理由是：第一，确定金额是支票必须记载事项，无该事项则支票为无效票据，无法办理挂失止付。第二，防止止付申请人逃避签发空头支票的责任。第三，是防止申请人冒名挂失、恶意挂失的主要措施。止付申请人是否了解支票金额、收款人名称是核实申请人身份的重要依据。第四，该规定与票据法并不冲突。应当说，上述理由确有其合理性，其对于防止申请人冒名挂失、恶意挂失确有必要。具有上述办法以及《支付结算办法》关于挂失止付申请书必备事项的票据具有唯一性和特定性，能够使付款人确定对何票据进行止付，并使其信赖挂失止付申请人具有票据权利人的合法身份，将付款人错误止付的风险尽量降到低处，从这一角度分析，其更多地带有行政主管部门防范金融机构风险、加强对金融机构管理的意图，故其在性质上定性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似更适宜。

4.其他国家(地区)立法例的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法律对空白支票的可挂失性持肯定态度。如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挂失止付信息处理须知》第2条规定：本须知所称票据包括已记载完成之票据、未记载完成之空白票据……。《票据挂失止付处理准则》第11条规定：通知止付之票据如为业经签名而未记载完成之空白票据，而于丧失后经补充记载完成者，准照前3条规定办理，付款行应就票载金额限度内予以止付。前项票据之止付通知书，票据权利人未能记载之事项，以嗣后提示请求付款之票据所记载之事项，视为止付通知书所记载之事项。但应予明确的是，空白支票进行挂失止付的通知与完全票据的挂失止付通知存在不完全相同之处，该止付通知应包含两层含义：一即止付权之存在附法定条件，二即止付权存在时其行使附停止条件。[6]简言之，由于空白支票具有补记后才发生行使和票据权利效力的特性，规定空白支票的失票人在票面金额、付款人未补记之前，可以为挂失止付，但挂失止付通知应在空白支票被补充完全并向票据债务人提出支付请求时才发生效力。

(二)建议对未到期票据规定预先登记制度

未到期的票据尚不具有可支付性，故在到期日之前即使为挂失通知的，也不进行挂失支付。但由于在到期日届至时即具有了可支付性，如在丧失之时不及时进行预先登记而待票据到期后才申请挂失止付，恐有票据款项已被非法支取之虞。为充分保护失票人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施行细则》第5条规定，票据权利人就到期日前之票据为止付通知时，付款人应先预先登记，俟到期日后，再依前项规定办理。其以票载发票日前之支票为止付通知者，亦同。我国《票据法》对该问题未作规定，建议借鉴上述规定，规定对未到期票据的预先登记制度，待到期后，再办理挂失止付。

(三)建议明确规定因虚构票据丧失事实而致法院作出除权判决情形下的合法持票人的救济措施

《民事诉讼法》第200条仅规定了申请人因正常理由未在公示催告期内申报权利，在除权判决作出后可以提起撤销之诉，但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申请公示催告人虚构票据丧失事实而导致法院作出除权判决后，合法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如何保护的问题。其能否适用前述200条的规定提起撤销之诉?是在提起撤销之诉之时，一并请求确认其票据权利并判令票据债务人履行给付义务还是需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生效除权判决，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由于公示催告程序并非诉讼程序，非解决当事人的争议，故其不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07条规定，按照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可以通过提起普通诉讼的方式明确权利主体、救济合法持票人的权利。另有观点认为，公示催告程序案件中的当事人应为申请人或已申报权利的申报人，而不应包括未申报权利的利害关系人，因此，未申报权利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再审，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意见》第207条的规定。退一步而言，即使未申报权利的利害关系人被认定为当事人，不可以申请再审，但依据关于再审提起方式的规定，也可采用院长提起程序等其他提起再审的方式撤销错误的除权判决。我们认为，关于该问题的解决，应综合公示催告程序的性质、《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的立法目的以及再审程序的制度功能进一步加强研究。

四、完善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

《票据法》第18条[7]对票据的利益返还请求权进行了规定。关于该条的完善主要有以下5点建议。

(一)对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予以明确

关于其性质问题，理论界存在争议，各国立法例规定的也不同，主要有6种观点，[8]目前我国学者倾向于票据法上的权利说。由于性质界定不同，关于其适用范围等问题均存在争议，《票据法》第18条将该权利表述为民事权利，而民事权利的外延广泛，这引发了相关争论。因此，为正确适用该制度，首先应解决的问题是对其性质予以明确。

(二)明确界定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适用情形

现行票据法将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适用情形规定为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两种。但有观点认为，票据记载事项欠缺意味着票据为无效票据，无享有票据权利和票据权利丧失的前提，故该情形不符合立法本意，正确表述应为保全手续不全。另有观点认为，保全手续不全而丧失票据权利的，确应属于行使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情形，但不能以此代替票据记载事项欠缺情形下的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票据记载事项欠缺确实意味着票据为无效票据，但在该情形下，如果持票人已经交付票款，但由于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使该票据成为无效票据的，持票人无法行使票据权利，故持票人也应享有票据返还请求权。关于该问题的解决，主要应明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的设立目的、性质以及适用条件。

(三)具体规定返还利益的范围

该条仅笼统规定，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关于该利益的范围是仅为票载未支付金额还是应包括该金额以及其利息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仅为票载未支付金额，理由是：之所以票据权利无法行使，是由于持票人具有过错，故不返还该金额的利息部分并非不公。另一种观点认为，因利息属于票载未支付金额的合法孳息，故基于公平原则也应返还。还有观点认为，义务人获得利益是利益返还请求权必不可少的成立条件，故应否返还利息，应视具体情况明确该利息部分是否属于义务人的获益而确定。

(四)明确利益返还义务人以及在存在数个利益返还义务人时之间的责任形式

该条规定利益返还义务人为出票人或者承兑人，在司法实务中，存在持票人不管是否上述主体获得利益，一概将其列为被告的问题。目前，关于背书人应否为责任主体也是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此外，出票人、承兑人是否均为责任主体，其责任形式如何也是需予研究的问题。

(五)明确返还利益的形态

该条只规定为利益，但该利益是以货币方式返还还是允许以实物等方式返还，票据法并未明确。

五、关于票据保证、票据权利质押效力要件规定的正确理解与完善

《票据法》第35条[9]、第46条[10]分别规定票据质押和票据保证需在票据上记载质押和保证字样。关于未记载保证或者质押字样能否认定有效成立票据保证或者票据质押问题，《票据若干规定》第62条规定，保证人未在票据或者粘单上记载“保证”字样而另行签订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的，不属于票据保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98条则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显然，《票据若干规定》规定在票据上背书保证字样是票据保证的效力要件，《担保法解释》规定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为对抗要件。而《物权法》第224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关于《物权法》的规定，有观点认为，原则上，以无记名票据出质时，由当事人达成设质合意并交付票据即可，无需设质背书记载;以指示票据出质时，除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交付票据行为之外，还应在票据上背书设质。[11]由于上述规定存在不同，因此，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如何认定票据保证以及票据权利质权的生效要件存在争议。关于该问题的解决，我们认为，把握以下两点原则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第一，应立足于其解决的是票据保证以及票据权利设质这一特殊性，不能根本违背票据法关于票据行为要式性的规定;第二，因其解决的是担保问题，故也应根据担保法的基本法理，注意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明确效力要件。

六、适应电子汇票以及支票影像交换系统实施的需要，修改、完善《票据法》

(一)对《票据法》第19条、81条的修改建议

在当时的起草背景下，依据《票据法》第19条[12]、81条[13]的规定，票据均为纸票。但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支票的兑付，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支票影像交换业务，并且制定了《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规定了电子商业汇票制度，因此，该条规定中见票给付中的“票”不仅应包括纸票、还应包括上述所提及的以电子形式或者影像形式存在的电票或者影像票据。

(二)增加对电子签名合法性及是否可代理问题的规定

1.电子签名的合法性问题。《票据法》第7条规定，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章。在票据上的签名，应当为该当事人的本名。而由于电子商业汇票采用电子方式，故其以电子方式的签字不可能为《票据法》第7条规定的本名。[14]当然，依据《合同法》和《电子签名法》的规定，电子签名具有可行性和可靠性，其虽不是本名，但我们可以认可其具有合法性。但现在只有《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这一行政规章对其合法性进行认可，其法律位阶较低，故建议票据法对此进行规定。

2.关于电子签名的可代理问题。《票据法》第5条规定了票据代理，即票据当事人可以委托其代理人在票据上签章，并应当在票据上表明其代理关系。而《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13条则规定，原则上不允许代理电子签名。关于其应否进行特殊性规定，应综合考量代理是否符合可靠性原则、明确审查授权文书主体、验证程序、是否需要配套措施、对于第三人是否有效等因素进行确定。建议《票据法》第5条对于电子商业汇票签名的可代理性进行明确规定。

3.关于电子商业汇票真实性审核义务主体的确定以及责任主体的特别规定。在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中，存在接入行这一主体。在纸质汇票情形下，承兑人负有审核票据真实性的责任，但在电子商业汇票业务中，该审核责任是否转移给接入行，错付责任如何确认，需要票据法根据电子商业汇票的特殊性进行特别规定。

4.关于电子商业汇票以及影像支票质权设定上的特别规定。正如前文所述，《物权法》第224条规定，以汇票、支票、本票……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因此，电子票据是否属于没有权利凭证的票据，如何根据《物权法》第224条的规定，确定电子票据质权有效设立的方式需要进行明确规定。

5.关于对于电子形式下的禁止转让票据和禁止转让背书票据商业汇票的可背书性应否作出特别规定进行明确规定。《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22条不允许对上述票据进行“继续背书”。而《票据法》以及《票据若干规定》均未作出禁止背书的规定，只是对于背书的效力进行了规定。从票据法理而言，票据具有流通性，票据流通主要采取背书方式。但为减轻票据债务人的票据责任，法律规定了背书的可禁止性。对于禁止转让票据而言，该票据丧失了可背书性，不再发生票据背书转让的权利转移效力、资格授予效力及权利担保效力。但对于禁止转让背书票据而言，背书行为并非完全不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只是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票据责任。因此，如规定不允许“继续背书”是否与《票据法》以及《票据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相冲突，如何平衡票据债务人的利益保护与票据的流通性之间的关系，需予明确。

6.关于承兑人开户行有权代为应答和代为签章规定是否具有合法性，应予明确。《支付结算办法》第89条规定，付款人收到开户银行的付款通知，应在当日通知银行付款。付款人在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3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同)未通知银行付款的，视同付款人承诺付款，银行应于付款人接到通知日的次日起第4日上午开始营业时，将票款划给持票人。此为承兑人开户行有权代为应答制度。该权利来源值得深入研究。《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60条根据上述规定，也规定了承兑人开户行有权代为应答和代为签章。我国《票据法》中并无关于代为应答的规定，而《支付结算办法》、《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均为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行政规章，其效力层次不够。而该规定，在债务人有多笔债务的情形下，是否与关于受偿顺位的规定或者约定相矛盾，需值考虑。此外，代为签章应有当事人授权，在无当事人授权的情形下，只是依据作为行政规章的该办法规定代为签章，权利来源是否合法，也值研究。

7.对支票影印系统实施过程中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予明确，在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中进行特别规定。例如，应明确对影像与留存实物的符合与否承担审慎审核义务的主体，进而明确在两者不符情形下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形式。

七、对《票据法》第86条的规定进行完善

(一)明确未补记前的支票的效力

我国《票据法》第86条对补充前的空白支票的效力进行了规定，即未补记前的支票，不得使用。我国《支付结算办法》将”不得使用”解释为还包括不得转让的意思。而《票据若干规定》第45条规定：空白授权票据的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未对票据必须记载事项补充完全，因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拒绝接收该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其只规定补充完全的空白授权票据不能行使权利，而未明确否定在补充前空白支票的流通性。我们认为，依据票据法理，空白支票具有流通性，只是在补充权行使前不能行使票据权利。因此，凡是规定空白票据的国家，其立法均承认空白支票的流通性，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115条规定，在签发时其内容显示意图成为票据的文件，在任何必要部分仍未记载完全时就已签名的，在补填记载完全之前，不能行使票据权利，在补填完全之后，得依完全票据行使票据权利。综上，建议《票据法》对补充前的空白支票的效力是否包含不得转让的内容进行明确界定，以防发生争议。

(二)对补充权行使后的法律效力以及超出补充权范围对善意的持票人的保护等问题进行规定

我国《票据法》第86条对上述问题没有规定，仅是在《票据若干规定》第68条进行了规定。建议借鉴国际公约及其他立法例予以完善。如，《日内瓦统一支票法》第13条规定，支票于发票时欠缺应记载事项，经补充记载完成，而其补充不符合原协议时，付款人不得以此未遵守协议之事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以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支票者不在此限。